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马骏：要做好ESG发展的定义、披露和验证
7月9-10日，2022财新夏季峰会举行。在【演讲/对话】推动可持续发展更进一程：构建一致行动的框架中，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共同主席、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骏，进行了分享。
主持人：现在存在着一个非常通胀的环境，大部分的央行，除了中国央行以外，其它央行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在本周早些时候欧央行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行动，现在各国的央行和20国集团的部长在关注的是什么？在这些领域又能做什么？
“欧央行最近已经采取了一些行动，基本上鼓励绿色证券市场以及在我们央行投资组合当中出现更多绿色资产，央行决定购买符合气候变化相关目标的绿色债券，鼓励他们不断地去购入绿色债券。有许多例子，激励私营部门参与绿色方面有一个做得特别好。”马骏说。
对于“洗绿”现象，马骏表示，这一问题好像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2014、2015年，当时我还在中国央行工作的时候，我们当时起草一个绿色金融指南的时候就看到了洗绿方面的风险，当时有些文件里面说到了一些信息，当时我们就说对绿色活动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是不是应该有披露的要求？现在这个关注度是更高了，因为现在绿色金融市场盈利机会就更多了，有很强的动机让一些公司可能伪造他们产品的绿色标签等等或者是资产绿色标签等等，这就是为什么监管行动现在要更有力。”
在马骏看来，有三个做法：
第一、关于定义。很多国家的司法辖区现在都朝着基于分类的方法在发展，定义到底什么是绿色、什么是可持续的。中国有三种分类方法，第一，基于绿证。第二，绿色债券。第三，绿色产品和项目。国际层面当中，有一个共同点的分类法，中国和欧洲之间已经达成合作，大概6个月之内已经交付了两个版本。
第二、关于披露。关于绿色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信息，我们需要有准确、充分的方法，这样市场就能知道你的产品到底有多绿。但是在披露的空间当中，操作是非常复杂的，怎么样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使用这样的标准，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妥协等等。比如说对中小企业来说，可能很多中小企业没有办法承担这么高昂的成本，而且这个报告对他们来说提出了非常复杂研究的要求。
第三、关于验证。一旦有了明确的定义又有了披露的要求，就意味着有数据的可用性，肯定有人必须要根据这样的报告来进行验证，这个数据到底是不是真实的，以及他们是不是真的就符合标准，并且是不是真的能够被授予绿色标签，ESG值是高还是低。这样的情况当中，还是有一些问题，比如验证者本身也需要满足特定的一些标准，比如在中国，验证者之间的竞争性越来越激烈了，验证者想要降低他们的收费标准，从而降低他们验证成果的质量。监管机构在这里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保证这个验证的质量。
主持人：马骏博士，易纲行长上周提到过渡性金融是今年的重点，为什么走上这条道路？为什么说解决这个问题非常重要？G20还有中国在这个层面上可以做一些什么？
“这确实发生在G20层面、中国和其它国家。我们讨论的重点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传统定义现在还不足以能够动员足够的私营部门的融资来支持碳密集型行业和公司向净零方面进行转型。从历史上来看，绿色金融的定义主要是关于纯绿或者是接近纯绿相关的活动，比如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的发展等等。但是排除了大部分碳密集行业的活动，比如一些执行近零的活动。比如一些银行是有担忧的，要为燃煤发电、钢铁、水泥、石化、航空、交通等方面提供融资，它在这方面有担忧，即使这些公司有计划实现净零排放，但是他们还是担忧如果没有明确定义过渡的一些活动，这些财务活动可能就会被指责为洗绿，这就是当前系统的一项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它没有特别明确定义符合融资过渡的活动。”马骏说。
马骏表示，这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包括G20的所有成员在去年的20国集团峰会金融工作组讨论当中同意说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过渡的金融框架，这个金融框架将明确定义什么是过渡的相关活动，并且制定交易活动的披露框架，还有可纳入FSB未来的工作，并且还需要有足够的工具来支持过渡活动的开展。不仅仅是现在相当流行的债券，还需要其它的一些工具，比如股权、风险环境方面的工具来保证政策的支持。因为有很多纯绿活动现在其实是相当有利可图的，比如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电池等等这些公司赚了好多钱，导致股价飞涨，其实政府在这方面给了它们很多支持，事实上在行业转型方面还是面临着非常多的困难。即便是那些有非常可靠计划迈向低碳近零的国家，也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融资或者是面临融资活动成本非常高的问题，所以现在有必要制定更多的激励措施，鼓励私营部门能够参与转型的活动。
同时，另一个关键要素是在过渡融资框架当中研究的问题，就是相关过渡的一些要素，主要是考虑过渡的社会影响。
“比方说导致脱碳的过渡活动，减排方面的一些活动，可能会导致失业。如果失业情况严重，就会有社会问题以及未来稳定的问题。为了鼓励油公司进行转型的计划，考虑到转型相关的社会因素，我们可能就需要考虑将公正的因素融入转型。比方说可以要求一家筹集资金的公司来评估转型本身是否会导致失业，公司是否有缓解的相关计划，比如通过培训和重新调整计划等等。如果此类活动有到位的计划，我们就鼓励，纳入KPI以及财务方面也可以鼓励公司采纳此类环节的一些活动或者是过渡性的财务活动。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讨论当中所讨论的几个关键要素，我个人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前，以20国集团的名义能够提出一个正式的过渡融资的框架。”马骏说。
主持人：比如说过渡金融，过渡金融有的时候跟绿色分类是息息相关的，由于能源短缺，欧洲最近将天然气已经纳入了可持续发展的范围，您认为中欧在共同分类法方面的努力用途到底是什么？怎么样解决这样一些难题？对中国香港还有其它司法辖区有什么影响？
“在欧洲金融分类的系统当中，他们有一个子集，我们叫做过渡活动，那些被标记为过渡行动的其实从欧洲的民用经济分类法当中是剔除出去的，因为它是一个单独的过渡分类法，某种角度说欧洲已经进行了绿色分类法和融资分类法，中国现在还在研究这个过渡分类法。几年之前其实就已经有了绿色分类法，而且经历了几次的修订。中国的一些绿色分类法的活动其实是过渡性的，毫无疑问现在还不是特别完善，我们还需要不断扩大过渡活动的范围所在，而不只是现在看中国绿色分类当中的非正式的部分。”马骏说。
马骏表示，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研究这个过渡分类法的情况，大概有四个领域：燃料发电、钢铁、水泥、农业。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行业被纳入其中，因为现在还有很多碳密集型的行业，比如说交通、建筑、石化、造纸等等，共同基础的分类法又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它是基于中国绿色分类法的。欧洲的分类法是基于气候缓解法案的，这就是这两种分类法的共同部分，其实就是形成共同分类法的基础，它很接近纯绿的概念，它包含非常非常少的过渡活动，但是它确实可以连通中国和欧洲两个主要的绿色金融市场，利益是非常显著的。
“在第一版共同基础分类法出版之后，现在已经有四款产品被分类法所标记了，包括中国建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所发行的国际绿债，中国银行发的国际绿债，中国的德意志银行在国内范围发行的产品，现在都被列上了绿色的标记。我们可以使用这种通用的债券分类法来促进跨境绿色的资本流动以及未来有更多的用途，不仅国际新标记的绿色债券，比如说承销商、发行商和验证机构也可以考虑对中国现有市场上的绿色债券进行标记，包括在香港市场也是如此，这样国际投资者就可以很好地识别出这些产品。因为共同点是它也是欧洲分类法的一部分。”马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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