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

　　2022财新夏季峰会于7月9-10日举行，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蔡昉发表演讲。        

　　蔡昉首先指出，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它显示出的特征一是农业强，这是产业兴旺的要求；二是农村美，包括基本农业服务、面貌建设；三是农民富，这是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他表示，乡村振兴基本路径是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目前还没有根本消除，今后十几年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窗口期。

　　蔡昉提到，中国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是不能有成规模的返贫，现在应该做的是借鉴国际标准，扶持、帮扶低收入群体。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蔡昉主张用一个积极的策略，他称之为“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不仅要保住不会发生规模性返贫，还要着眼于农村的低收入组，促使他们的收入持续增长，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达到尽可能高的目标。

　　蔡昉介绍，2021年从高到低各个农村收入组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1.8%，10.9%、12.5%、11.5%，这都是两位数，但是最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是3.7%，3.7%的数据它是增长的，确保了不会发生规模性返贫。但进一步，蔡昉指出，要“取乎其上”，想把这部分人尽快推进到中等收入群体之中，至少要让他们的收入增长速度不低于其他收入组，甚至应该更高。蔡昉还提到，由于疫情冲击，很多人可能无法外出打工，因此这部分群体仍然相当脆弱，应该用更加积极的策略来推动他们的收入增长，才能达到尽可能好的目标。

　　当前乡村振兴如何借鉴国际标准，蔡昉介绍，预计世界银行今年11月份会采用新的标准，将国际贫困线标准从此前的每人每天生活支出1.9美元提到每天2.15美元，这对我国脱贫攻坚之后的新形势，具有参考价值。 除此之外，经合组织OECD国家普遍采用一个相对贫困标准，居民中位收入的一半作为相对贫困线。按照这个标准，我国农村中位收入的一半是8000多元，而最低收入组整体上还在这个区间。蔡昉指出，OECD的标准是借用中位收入的参照，意味着和我国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一致，因此，借鉴这样一些标准，有利于我国在稳定收入和达到中等收入的战略中达到同等的效果。

　　蔡昉表示，发展乡村振兴一个重要的抓手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

　　他提出疑问：目前为什么农业收益始终那么低？必须让农业有合理的收益，成为自立的产业。蔡昉指出，多年以来，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很多，劳动力也大规模转移，但农业的相对国民收入水平一直保持低位，意味着较多的人生产了较小份额的增加值，这注定了农业很难得到跟其他行业媲比的收入。

　　蔡昉指出，造成这个结果的一个原因是劳动力比重太高，过高的劳动力比重决定了比较收入低，因此根本出路还是转移劳动力。一要推进城镇化，二要让进城农民工继续进城，进城以后变成市民。

　　蔡昉还提到，我国和最发达的国家相比，平均在城镇化率上有5.5个百分点的差距，而在农业就业比重上，我国比它们高了18.2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还有18个百分点的差距。因此，如果能够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城镇化，加快劳动力转移，显然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支撑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扩大他们的消费。“有一个OECD中国团队做的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进了城，他们的消费就可以提高30%。再进一步，他们进城以后，如果再得到城市的户口，他们的消费再可以提高30%。”

　　除了劳动力比重太高，制约农业收益的另一因素是土地。因为劳动力没有转出去，所以土地的流转性不够强，进而土地经营规模偏低，劳动生产率也就比较低。

　　蔡昉介绍，从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看，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劳动者创造的农业增加值，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高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收入水平，但是还显著地低于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的水平，相当于一个中等偏上水平的77%，相当于高出我国平均水平的12%。

　　如何缩小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蔡昉指出，中国的农业科技、装备水平并不低，特别是在平原地区，虽然都是小农户，但他们基本上是用租赁的方式雇佣机械。因此，我国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其实是就业的比例太高，金融规模太小。

　　蔡昉介绍，我国的户均平均土地规模是世界上最小的，而且40多年来变化并不显著，世界银行曾经把土地规模1—2公顷的农户定义为“小土地所有者”，我国实际的水平只相当于这个“小土地所有者”的1/3。根据农业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80%的农业劳动力耕种规模都是在10亩以下，这种狭小的土地规模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使得我国的农业不能发挥规模经济。

　　谈及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蔡昉坦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存在，而且城乡收入差距对整体的收入差距做出了接近一半的贡献，也就意味着要想把基尼系数缩小到0.4%以上，必须得靠再分配，也要靠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他指出，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一些基本公共服务上城乡之间有差别，进城以后的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也有差别，因此，我们破除二元结构迫在眉睫。

　　最后，蔡昉总结了四点，他认为要以公共品供给的方式实施乡村振兴，而不是大家各显神通。要通过市场机制，也要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但是公共政策最重要，它能够给我们提供需要的抓手。

　　一、产业振兴的根本制约不是资源不够而是回报不够，而回报不够，就是因为它的生产率低，它的相对收益低，相应就必须扩大耕地规模。

　　二、相关政策调整具有实实在在和报酬递增的改革红利，这是我们能够继续推进改革的动力。因此，我们要抓住这些机会，在那些改革红利最多的、最明显的领域加快改革力度。

　　三、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它更根本的做法背后有户籍制度的改革、促进劳动力的流动等一系列的做法。

　　四、农业劳动生产率仍然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基础，没有它的提高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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